弟弟妹妹把我不在这些天家里发生的事，一件一件讲给我，这才知道二姐被森铁处“牛棚”的看守踢了，卧床不起。我急忙去看二姐。

二姐家租住在离我家不很远的板夹泥房，一间房从中间南北隔开，她家住北屋。

我推门进去，虽是白天，屋里光线也很暗。我叫一声“二姐”，顺着她答应的声音寻去，见二姐躺在小炕上。她拉一下手边的电灯开关绳，灯亮了，我才看清她明显消瘦，脸色蜡黄。二姐看到我又惊又喜，问我回来能行吗？我说没事了，已经去过公安局了，是军管组放我回来的。二姐看看我，也说我瘦的吓人，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唉叹两声，要下床给我做饭，说“土耳其”中午不回来。我忙拦住二姐，问她被踢是怎么回事？她开始不愿说，我一再追问，二姐抹着眼泪，慢慢说了事情经过。

父亲被关进去之后，除了我和哥哥，家里其他人还没见过。给父亲送饭，都是我去，后来知道父亲吃不到，就不再送了。我出逃，家里没人能知道父亲的信息，二姐特别不放心，包了饺子炒了菜，装在一个小盆里，去看父亲。她希望能遇到好心的看守，准许父亲当着她的面吃东西，能近距离看看父亲。二姐说，将心比心，我要是看守，我一定会那么做。半路上，二姐看看前后左右没人，还学母亲的样子对老天祷告，保佑她能顺利见到父亲。她这个受了三年现代文明高等教育的半拉子大学生，竟然也相信苍天有眼。

值班室的两个看守，让二姐把包着小盆的毛巾解开，检查完，冷着脸说你回去吧，一会儿我们交给他。二姐强作笑颜恳求，自己送进监房或者让我父亲到值班室来吃。看守们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你等着吧”。二姐以为他们同意把父亲叫出来，暗自庆幸遇到了好人，把特意带给看守的两盒好烟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一再称谢，规规矩矩站立一旁等着。心想这次认识了这两位，以后可以多给父亲送几回饭。

等好长时间，二姐才意识到根本没人去叫父亲，两个看守仰在靠椅上，原地没动。二姐不得不再次陪着小心问：“去叫了吗？能快点吗？”

其中一个闭着眼睛懒洋洋地说，“不是告诉你等着吗！你有闲功夫就等呗。”另一个却不再掩饰，指着我二姐辱骂到：“你是SB呀？你听不懂人话啊？”

二姐气得说不出话，不敢反驳，端过小盆想立即离开。骂人的那个家伙劈手夺过盆子，恨恨地摔在地上，又乱踏几脚。二姐忍无可忍，说了句“别这么野蛮好不好？”

那人扬起腿来，穿着大头鞋的脚重重地踢在二姐的小腹上。二姐爬起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家的。

我简直气得七窍生烟，问记不记得那人是谁，我找他算账去！

二姐说，哪能记得，算了吧，也没踢坏，过几天就好了。我问去过医院吗，二姐说，没啥大事儿，家里有药，吃着呢。

回到家我仍气愤难平，恨不得即刻去森铁处，把那几个没人性的看守都宰了。醒过来的母亲训了我一通，说我已经有案在身，人家军管组不是告诉等着传唤吗？还不知道最后咋办呢，“你就消停点吧，咱们这样的家庭，再也经不起事儿了。”又说，“这年头儿，打人还算个事儿吗？被打死的，不也就死了吗？没听说谁给偿命。”

母亲昏睡的毛病减轻许多，清醒时催促我赶紧上班，说无论如何别把工作丢了。

我到工区去找杨工长。他说调令早就下来了，调我去山上伊通河工区。

伊通河在森林小铁路的西线，从铁力乘小火车到伊通河，要七、八个小时。

去那么远的地方，没法照顾家，实在不想去。母亲说那是上班，哪怕是山南海北也得去。“家里还有这么一小帮，你别不听话，后天就走。”母亲下了命令。

我只好听母亲的话。牵牵挂挂地惜别家人，去伊通河工区报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