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字数不多，大概20多万字，写了两年左右。

写这些的原因，是因为前年清明去袁督师坟上祭奠时，突然省起快到甲申年了，而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有不少事可以、也应该写上一写。

写之初，脑子里对全篇的框架还比较清楚的，大约是想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甲申年前后的一些关键的人和事说一下。但在下笔的时候，我没有按顺序写，只是按草拟的目录和大纲，以独立的人或事为单位一篇篇地写。

写到后来，却发现要把甲申之变说清楚，很难不牵涉到崇祯朝之前的种种事端，甚至连嘉靖、万历朝的一些人与事都要牵扯进来，于是写着写着摊子越来越大，篇幅也逐渐多起来，甚至到最后连体例也起了变化，以至前后所成诸篇的体例和风格都有些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颇以为难，后来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不用管那么多，只要把事儿写清楚，把我想说的话都说清楚了就是，体例和文风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吧。于是，就这么拉拉杂杂地一路写了下来。

读史论史，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观念和态度问题，如果按刘知几的分法，这大约都应该划在“史识”之内。

中国史书，经常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时或缺乏治史应有的客观态度，治史时往往观点先行，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材料来证明自己观点。当然，这原本也没什么大错，人不可能没有观点，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潮影响。但即便这样，在动手时也应先遵循不破不立的基本态度，在碰到与自己观点相悖又破之不去的问题时，更需要冷静客观地去看待，而不是采取诸如避而不谈、曲解史料，甚至篡改史料等等手法来维持、支持自己的观点，客气地说，这是一种不客观的“唯心”态度，不客气地说，这是学风问题。

明清易代，是中国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至于为什么重要、有什么后果等等，已经有很多大家论著，各种观点都有，我想就不需要再重复阐述了。又鉴于明清易代的论著众多，其中很多大问题、大关节处，也都有前辈学人们做了各种相当出色的考、论，因此我在看书时，更多地是在关注那个短暂而动荡剧烈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些细小的人和事，尤其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大动荡环境中，支持那些士人、朝臣们个人行为的基础，也就是支持他们行为的内在因素和思想。这可能比较接近历史心理学的范畴。

我一直相信一个人要做什么事，基本应该是在自身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指导下完成的，因为无论他做什么，他第一个要面对的人都将是他自己，他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给自己一个交代，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编出个理由来让自己接受。而要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能自洽的体系，这个体系或简朴或复杂，但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个能自洽的体系。

在这点上，最具矛盾又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问题，便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问题。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的最著名的解释性理论，便是那个相当神奇的“天命说”。

在没有这个理论前，每当一个旧君、旧皇朝被推翻，一位新君建立了一个新皇朝君临天下时，那些旧君手下的大臣和子民们就将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选择：想要尽忠保全名节，那大伙儿都得以死殉国，你不死就是不忠不孝，最少也得象不食周黍的伯夷那样吧？不过可惜的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越往后，这条路走通的可能就越小，伯夷就是这样被饿死的。

所以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小老百姓，真要尽忠尽孝的话，只怕最后就剩不了几个活人了，这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天命说”就顺理成章地出炉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不可逆天而行、倒行逆施等等，因此一旦当新旧政权的更替是所谓的天命、天意时，那么效忠故主固然是忠孝之道，但顺应天命为新君效力，也同样是一种无比正确且非常光荣的行为。

正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天命理论的出现，顿时让大家豁然开朗，一起摆脱了那种不死便是不忠不孝的尴尬困境，不但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还可以继续兴高采烈地当官，继续为新朝新君尽忠效力。当然了，也要顺便为一下百姓的生计而忙碌，尽管每个末代皇朝大部分当官的死活似乎和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甚至他们死了也许更好点。

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时期中，这种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道德上的矛盾格外尖锐，甚至于“天命说”还出了点不大不小的差错，导致很多人虽然及时使用了这一“伟大学说”，但却依然没有摆脱那个有关“忠孝”问题的尴尬困境。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明的后来者清，它是个异族，这犯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夷夏大防”这条大忌；其次是清的文化和文明程度比之明，可以说是相当的落后，几乎尚处于某种原始状态，因此无论是要接受还是承认这种被落文化和氏族所统治的局面，都有很大的难度。

再一个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又夹杂了一个极其短命的李自成大顺朝，它确实承担了打倒大明朝的担子，可又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无论在清还是在明，他都是敌人，因此对那些在清朝介入以前以“天命说”来对待大顺朝，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效忠新君李自成的人们，这是非常狼狈且不好交代的一个问题。无论在明在清，他们都不是那么好交代的。

“天命说”因为李自成的介入，和当时的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个玩笑让相当部分人非常尴尬，不但让他们无法面对世人和故主新君，甚至无法面对自己。

因此，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一些看上去表面上很令人困惑的人和事，譬如大学士李建泰、在山、陕西抗清的总兵官姜襄等人。

他们都是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望风而降，又都在李自成败退时反叛大顺朝投向了清朝，可后来又一起开始反清复明，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基本就可以说这两位肯定是软骨头的叛徒胚子，一旦清军重兵压境，再加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们再次投降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可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突然一起变成了硬骨头，重兵压境和高官厚禄在以夕之间突然都丧失了之前的种种魔力，这两位仁兄是软硬不吃、死活不降，坚决抗清到底，到最后兵败自杀。尤其有意思的是那位李建泰，据说他有五十位小妾，破城时他取逐一询问有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殉国的，结果那些小妾们大肆嘲笑了他一番后轰然散去，只余他一人孤零零地上吊自尽，细想起来，此事实在颇有些意味。与此相近的还有那位一手制造了“嘉定三屠”的李成栋，他以大肆屠杀南明军队和反抗清军的汉族百姓起家，步步高升，然而却在其小妾为激励他反清复明自杀后，突然“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大明朝忠义起来，树起大旗起兵反清，最后也兵败身亡。

如果我们仔细求诸史籍，在这个时期中像此类匪夷所思、很难按一般逻辑去预料及解释的事和人之多，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一直以来有所谓治明清史之难，莫过于资料繁多一说。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那么多由前人记叙构成的历史时，最终却还是会发现，我们所看见的依然只仅仅是一小部分历史的残砖碎瓦而已，大多时候甚至想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都相当困难。又譬如，我们基本上再也无法确切知道当时当地那些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过，我想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他们当时都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感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人是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依然有着各自的行为基础可以让我们去推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都是亲历史。

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去触摸历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