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则认为：“如今免除徭役，土地不分官民，只以高下而论，会有大量的佃户脱离地主，租种官田；但是，还要注意在土地清理中官民勾结，欺报瞒报。”

张凤连连称是：“首辅之言极是。刁民胥吏相互勾结作弊造假由来已久，他们会千方百计偷逃田赋甚至李代桃僵。”

这是个大问题。如今天高皇帝远，下面地头蛇猖狂得很。

张凤开始叨叨这些家伙的手段，只是一大串的名词，汪舜华听不大明白，也闹不清具体怎么操作。

这要从大明的基层管理体制说起。

大明朝皇权不下县，但是太祖皇帝对基层并不是放任自流的。他为了确保基层稳定、节省行政经费，做了很多探索和尝试，最终确定了里甲制。

按照制度，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员，则带管于110户之外，称为畸零户。每年由1名里长率领10名甲首前去服徭役，并管理一里之事。因此，里长以10年为一个周期轮流担任，先后顺序则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

汪舜华不能不佩服太祖皇帝的雄才伟略，居然能够想得出这种方式——难怪孙猴子叫嚷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虽然皇帝不能大家轮流过把瘾，但眼前的土皇帝“里长”“甲长”倒是都可以体验一把。

这种将人口居住、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编排时自然要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因而不可避免的对富室大户聚居的村落进行分割；同时，有资格当“里长”“甲长”的人多了，大家都跃跃欲试的，相互勾心斗角的也就多了，不容易抱成一团，干活的时候也不敢太过分，从而抑制宗族势力、树立地方政府权威。

但是，要认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那是痴人说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拉大、人口的增长和迁移，里甲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瓦解。

现在没有办法发身份证，更没办法到基层去建立党支部，因此里甲法不可替代。

以前里甲以土地和人口为核心，承担纳税、徭役和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管理汪舜华压根儿就不提——脚趾头都能想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后说话的还是有钱有势的。所以即便里长们最初可信赖，现在恐怕不为害一方就不错了。

治理基层，还得靠基层政府。

但是现在不能提，否则农村出现权力真空，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别说完全废除里甲制度，汪舜华只说：“鱼鳞黄册太过繁琐，既然现在人丁税和徭役已经取消，就不必再在黄册里单独开列，只按照土地编号，记录流转就行；人口单独造册统计。”

但这项提议遭到了空前的反对，包括于谦，也坚决认为不行：“鱼鳞黄册是太祖定下来的，不可以轻动；而且即便废除了徭役，把人口和土地绑在一起，也有利于农村稳定。圣人云：‘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在黄册上体现不出来户口名下的土地，只怕权势者兼并土地更加肆无忌惮；如果百姓看不到名下还有土地，那么他们不会安心生产。如今荆襄、福建、两广一带流民甚多。太后应以利民之心，出安民之策。”

汪舜华点头：光图省事了，怎么就差点忘了，土地虽然束缚人，但反过来说也能安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这个时代还是干这个时代的事情吧。

鱼鳞黄册的内容没有变化，但谁都知道，人口统计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土地才是核心。

但是土地清理过程中，也是有许多问题的。在逃避责任的时候，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隐瞒人口的不去说了，就单单说怎么隐匿土地的。

张凤是个妙人，看出汪舜华是真想办事的，也知道她一直在宫里，没多少机会接触实际，于是给她举了个例子。

农民李四，祖坟上冒了青烟，攒了点钱，买了一百亩地；但他没有功名傍身，没法减免税赋。于是在朝廷攒造黄册前夕，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周全。

等册供清单下来，里长填写各户情况，就把原本属于张家的三十亩，分别写在三十户人家名下。

这些穷人不识字，就算把清单拿给他们看，也不过是走流程。只是等交税时，才会奇怪比往年多一点。里长就这说官差要求的，或者索性说这是杂科。因为摊下来也不多，何况杂税本来就说不清楚，也没人深究。于是，这三十亩田赋就让别人扛了。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别人名下的行为，就是“飞洒”。

李四还不知足，想进一步减免。

于是接着想办法。前年管下发生过一水灾，赵大、钱二两家都淹死了。这两户人家列入“开除”，人口绝了，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现在就把李家的二十亩地，分别挪到这两户人家名下，省下赋税之苦，这叫“死寄”；前面记在活人名下的，就叫“活洒”。

李四有个远房的穷亲戚李老五，人口凋零，只剩一个老婆子。甲首将其列为畸零带管，不在正管之列。里长就把李四的小儿子，写在这老婆子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甚至索性伪造几个姓名，把田产化整为零，转移到这些户口之下。这种伪造户口、分散家产来逃税的办法，宋朝叫做“诡名挟户”，如今叫做“花分”。因为人口少了，该承担的徭役自然也就少了。

但李四还不知足，想着再少点；这就不是里长能做主的。于是李四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想办法。

主事就给他出主意：“按照规定，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证后盖印，才算正式过户，叫做红契。”

李四此前从吴六那里那买了十亩地，只签了白契，不去衙门办过户，而是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就体现不出来，这就是“全不过割”。

李四还从王九那买了十亩地，刚给一半地办了红契，另外一半就让王九接着耕种，定期交租子就成，这就是“包纳”。

户房都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互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比对无误，就核验通过。

汪舜华问：“明明土地已经买卖，怎么甘心替别人交田赋？反正是白契，卖家还不能收回自己的土地吗？”

呵呵，就知道你还是太简单了。

打啊，打服为止。

张凤说的乐呵呵的，汪舜华听得拔凉拔凉的。不错，李四能一口气买百亩土地，难道还缺了银子？随便找几个看家护院的壮汉，往几个倒霉蛋家门口一站。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

法律上不承认不要紧，在地方上，拳头硬就是真本事。

张凤继续说，假使李四家买了十亩上好的水田，因为这回卖家有权有势，他不敢冒犯，于是串通主事，在档案里将上等的水田改成下等的盐碱地，重税变轻税，这就是“埋没”。

李四还不甘心，又找了本乡的秀才。虽然没有授官，但有资格减免赋役。他把自家十亩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这就是“诡寄”。

此外，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都是他们常用的办法。

一句话，只有你们想不出来，没有他们干不出来。

偷逃田税都有这么多手段，逃避徭役自然也不在话下。

张凤没有详细再说下去，只是感叹：“臣当年在南京，听地方官吏谈起，一些人仗着权势人口横行乡里，上户诡称中户，中户诡称下户，甚至上户竟成下户，而下户却反而成了上户。富者有连阡之田,却从不承担任何赋税徭役；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什么都不能免除。只能卖田卖地，卖儿卖女，甚至远走他乡。这才真是‘人之道，损不足而以奉有余。’”

张凤没有接着说下去，但汪舜华可以想象得到。靠着这样的方式，李四从小地主成为大地主，再干点其他的营生，或许能成为富翁；如果有个争气的儿子，考上了秀才，就能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如果能考上进士，那更是不得了，恐怕当年的乡邻为了偷逃田赋徭役，都跑来依附。

这样下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朝廷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小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挨，直到突破临界点，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要不怎么说历史的周期律呢。

汪舜华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