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寒冬的一天，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他深思之后，向邓恩铭提出一个建议：到农村发展党员，在农村建立党组织。

邓恩铭非常赞同，他点了点头说：咱们不能忽视了农民，把他们发动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其实，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城市，还没有考虑到更广大的农村。

现在来看，延伯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较早地意识到了党在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党史资料中看到，他每到一地，都能发展起一批新党员，并很快建立起党的组织。

延伯真回到自己住处的当晚，就给同学张玉山写了这样一封信：现新组一革命团体，你及真正的同志速来青加入之。

张玉山比延伯真小一岁，两人是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报到时相遇，知道彼此家乡相离不远，一下子平添了几分亲近。张玉山生就一张长方脸，两道剑眉，朴实中透着坚毅。在走廊里，两人聊了几句话，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张玉山的父亲开着中药铺，家境殷实富裕，在村里算得上是个小地主。但张玉山没有沉湎于安逸的生活，五四运动前后，他跟随延伯真上街演讲、游行。可不幸的是，他后来得了肺病，身体日渐虚弱，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

延伯真和张玉山是同班同学，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最初，受五四运动影响，他们觉得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才能救国兴邦，1921年5月，两人联合数名同学，成立了一个进步组织，名为“青年互助社”。

延伯真的书信到了张玉山手中，张玉山没有犹豫，立即约上好友王云生，抱病赶到了青岛。延伯真和他们见面后，给他们讲了国内形势，一起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1924年4月的一天，邓恩铭和延伯真一起介绍张玉山、王云生加入了共青团。同年8月，两位年轻人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玉山，是延伯真发展的第一位潍坊共产党员。

延集村的延安吉，也是延伯真发展的党员，据说入党时间要比张玉山稍早一点。两个地区有了三名党员，延伯真决定成立党小组。

延安吉第一次到张玉山家接头的时候，张玉山不在家，张玉山的哥哥见了延安吉，脸登时就白了。他把延安吉拉到院外说：你小心点呀！让我父亲知道了，肯定要把你绑起来送官府！

张玉山的哥哥悄悄把延安吉送到自家开的药铺住下。晚上张玉山赶了过来，告诉延安吉，他又发展了马保三等多名党员。

马保三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山东省政府副主席。

广饶这边的延安吉，也陆续介绍了多人入党。根据形势需要，1924年年底，寿光和广饶两地党组织分设，中共延集村支部由此成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寿光支部也很快成立，党支部成立后，陆续开展活动。当时经费紧张，恰巧邓恩铭来到寿光，适逢年关，邓恩铭让人备了些纸墨，挽挽袖子说：活人可不能让尿憋死！说着挥笔就写开了对联。邓恩铭字好，对联的内容也深受老百姓欢迎，写了一上午的对联，很快就被农民买去，所得钱款都成了党组织的经费。

几年以后，中共寿光县委于张玉山所在的张家庄成立，张玉山任县委书记，县委就设在张玉山家。

张父闻听张玉山参加了共产党，气得山羊胡子直抖，指着张玉山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肖子，你这个逆子……老子出钱供你上学，没想到供出了共产党！你反政府不算，还倒回头反开了老子！

寿光县因为连年灾荒，1927年春天爆发了*。县政府不仅没有减少苛捐杂税，还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张玉山拖着病重之躯，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民间斗争，给了县政府当头一棒。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胆战心惊的反动当局，竟不敢再派人下乡催捐逼税。

张玉山家有一个很大的场院，中共寿光县委的重要会议一般都在这里召开。后来张玉山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每次开会，都要其他人都把他背到这里，他就躺在大棚里的柴火上，给大家讲话。

1927年12月18日，躺在柴火上的张玉山布置完下一步的任务后，喘息了几口说：《共产党宣言》就是我们斗争的法宝，我要联系延伯真同志，让他把《共产党宣言》带回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学习，也才能更好地向农民兄弟宣传。

王云生点了点头说：我和玉山同志第一次到青岛的时候，邓恩铭同志就给我们讲过《共产党宣言》，听了后就觉得心里亮堂了，有主心骨了！

张玉山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最后好像睡着了，大家以为他累了，都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王云生感觉不好，连声呼唤张玉山的名字，可张玉山双眼紧闭，再也没有回应。

大家一时怔住了，随后一齐站立默哀。

2013年6月的一天，我们专门从广饶驱车赶到寿光的张家庄，拜谒了张玉山同志的墓地。张玉山墓在村南的一座院落里，院内有两墓，另一座为张玉山兄长张连儒的墓。

张玉山的墓上杂草丛生，墓碑已经被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黑黑的底色几乎脱尽，显得斑驳陆离，上面的碑文也难以寻觅。抬头看去，眼前的张家庄房屋林立，房顶都是一色的红瓦，真是红红火火的日子。

面对长眠在此的年仅二十七岁的革命前辈，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

延伯真在1924年先期在广饶、潍坊播下革命火种后，大王镇另一位早期党员刘子久，于1925年的年关回到了刘集村。正是这次故乡之行，他发展了自己的堂兄刘良才加入了共产党。农民刘良才，成为鲁北平原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1925年年底，鲁北平原上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刘子久提着行李箱，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家乡刘集走去，每走一步，脚下的积雪就发出嚓嚓的声音。家乡越来越近，年味也越来越浓了，偶尔还能听到稀疏的鞭炮声。

一位中年汉子站在刘集村的围子外，正向远处眺望。他中等个头，头发刚理过，富有棱角的国字脸上，有一双大耳朵。这位稳重威武的汉子，就是刘集村的刘良才。

当刘子久从远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时，刘良才挥手喊道：是子久兄弟吧？他的声音十分洪亮，好像漫天的雪花是被这声音震落的一样。

刘子久高兴地应道：是我，大哥！

话音刚落，刘良才已经跑到刘子久的面前，他一把接过行李，高兴地说：我听说你要回来，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家，就在这里候了两三天，今天可算是把你接到了！

两人边走边聊。刘良才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我为啥盼着你来，为啥在这里候着你？实在有一肚子的话想对你说啊！你在外边这几年，看得多，见识广，你给我说说，这日子将来还有法过吗？这穷人的日子咋就过得这样难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前几年买了条船，在外面闯荡了几年，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外国人在济南的洋行就公开卖大烟……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刘良才一口气说了很多，刘子久笑笑说：大哥，这都是黑暗的旧中国造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砸碎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刘良才看了一眼四周，见周围没有什么人，才低声道：我听说，延集村的延伯真去年回来了，好像他是个共产党……李耘生也是。延伯真走了后，咱们这一带也出了共产党。年前我到了寿光，听说寿光有个党员张玉山，家里很有钱的，他还带着一帮子农民抢了自己家的粮食呢。

停顿了一下，刘良才盯着刘子久的眼睛问：好兄弟，你和李耘生是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刘子久眨眨眼，意味深长地笑了。

精明的刘良才从这笑中悟到了什么，他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次你一定给我说道说道，要不，我可真要憋死了！

刘良才的父亲刘居中，犹如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都是规规矩矩，三条道走中间，不偏不斜。刘居中为人质朴，勤劳能干，生活虽不富裕，可也能勉强温饱。刘居中像其他村民一样，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睁眼瞎，一到入学年龄，就把儿子送进了私塾。私塾先生见刘良才生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心里平添几分喜爱，眯起眼睛问刘居中：孩子叫什么名字？刘居中笑了笑：还没有大名呢，先生给起一个吧。私塾先生稍一沉吟，朗朗笑道：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到老。我教书多年，不管啥样的孩子，在面前一站，我就能看出个子丑寅卯来。你这孩子将来会有些出息，必是优良之才，就叫他刘良才吧。

刘良才在学业上果然有过人之处，乐得私塾先生逢人便说自己慧眼识人，此子将来乃是大大的可造之才。

山东农村过去时兴早婚，刘良才十四岁时，就和附近村的姑娘姜玉兰结为百年之好。

完婚之日，客人一散，刘良才就把姜玉兰的盖头拿掉了，他端详了一眼姜玉兰，脱口说道：你可真俊呀！

姜玉兰噗嗤一声笑了：这么急着摘掉红盖头，是不是想看看我脸上有没有长麻子？

刘良才笑了笑：没有，没有，啥也没有，光滑着呢！

两个年轻人在玩笑中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过去男女成婚都是女大男小，什么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二，抱金罐，女大三，抱金砖。姜玉兰恰恰比刘良才大了三岁，她笑言：你得叫我姐姐喽。

刘良才心灵手巧口才也好，他对姜玉兰说：我给你画个像，看像不像。

姜玉兰莞尔一笑，说：画像？这里哪有纸笔呀！

刘良才说：我用嘴画——你心灵手巧，身段苗条，口齿伶俐，心眼好。

姜玉兰脸一红：我可没你夸得这样好。

她看了一眼刘良才：那我也给你画一个——粗眉大眼，宽肩细腰，身体强壮……

两个年轻人笑成一团，新婚之夜愉快而温馨。

刘良才婚后不久，父亲刘居中病逝，刘良才放弃学业专心劳作。

刘集村以耕种为主，但也是名扬十里八村的木匠窝子，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做几样木器。刘良才农田里耕、耪、锄样样好手，木匠活也做得有板有眼。他与人为善，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谁家揭不开锅了，他宁愿自家少吃一口也要帮助。刘良才虽然没念几年书，但勤学好问，看到谁家有书就借来看，不认识的字，就随手写在手掌上，到处找人请教。时间久了，他比一般的农民识字多，懂得的道理也多。刘良才的为人处事，赢得了村里男女老少的敬重。

刘子久和刘良才见面当晚，兄弟二人就坐到了一起。姜玉兰特地炒了几个小菜，在红红的炉火旁，刘子久和刘良才边饮边聊。刘子久讲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共产党宣言》，又说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刘良才听得两眼放光，连连说：这个姓马的人讲得很有道理！

刘子久在回忆中，专门提到过这件事：1925年春节，我回老家刘集过年，是腊月二十七八回的家，正月初五走的。在这七八天的时间里，发展了刘良才入党。那几天，我经常和刘良才在他家的北屋交谈对时局和时事的看法，谈来谈去，发现志同道合。刘良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以后，就提出了入党要求。我作为介绍人，给他报名入的党。手续很简单，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当时自己对马列主义懂得也不太多，只是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刘良才是我的叔伯哥哥，他是个立场坚定、忠贞于革命事业的好同志。当时山东境内阶级压迫严重，他领导穷人进行英勇斗争，像“抗捐税”、“抢坡”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活动。

那时候，为了保密和安全，发展党员大多是在朋友和亲戚中进行。刘良才入党后，开始在刘集村近亲中发展党员。不久，刘集村就有刘英才、刘洪才、刘泰山、刘春山等多人入党。在这一年的春天，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刘良才担任支部书记。刘集村因此有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早期农村党支部。

刘英才和刘子久乃是一母同胞。刘家出了两个共产党，这让族长刘东元大为恼火：这还得了！我刘家世代循规蹈矩，怎么能干犯上作乱的事！

刘姓人家来自高刘村，作为族长，刘东元每年都要召集族人祭祖。在当年的祭祖仪式结束后，刘东元吩咐刘集的长辈：回家告诉刘子久的父亲刘居宽，马上让他那两个不孝之子退党，否则按家法处置。我刘家可不能因为他们，遭了灭顶之灾！

刘集的长辈奉命在刘居宽家开了家族会议，大家七嘴八舌，把刘居宽批了一顿。

老实巴交的刘居宽被批得抬不起头，最后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想管，实在是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我这只老鸟，罩不住他们呀！

刘良才为了尽快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带着支部重要成员刘英才，以走亲访友、外出揽活为掩护，又在邻村发展了数名党员，仅菜园村，就有王兆海、王学文、王学武等人加入了共产党。刘良才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有头脑，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刘集支部成立时间虽晚于延集支部，可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就成为山东北部党的活动中心。

在刘良才影响下，年轻的姜玉兰也成了积极分子。因为陆续有了几个孩子，日子越发捉襟见肘。除了过日子，党组织开展活动还需要一大笔开支。姜玉兰无怨无悔，她把自己当年的陪嫁两百多块大洋拿出了交给了党组织。平时，姜玉兰站岗放哨，还常颠着小脚到周围的村庄传送情报。七七事变时，姜玉兰由广饶县委书记张力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年关将近，在山东广饶播下了革命火种的刘子久、延伯真再次回到家乡。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结伴回来的还有一位清秀的姑娘，名叫刘雨辉。刘雨辉时年二十六岁，与刘子久同村。她留着齐耳短发，额头上一弯整齐的刘海，身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女*穿的流行服装，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在暖暖的冬日，刘雨辉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乡间路上，格外引人注目。

刘雨辉，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的重要人物。是她，在鲁北平原上的泥腿子和那位巨人马克思的学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如果没有她，大概就不会有《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农村开花结果的精彩传奇了。

刘雨辉的父亲名刘梅春，字龙轩。乡下人起名，通常不讲究典故，也没什么深意。而刘梅春这名字，似乎显示出刘家非寻常农家。我们查阅资料寻根究底，发现刘家果然不俗。刘梅春在村里土地颇丰，还兼顾一些小工商业。刘梅春外号是烟房四少掌柜。

刘梅春育有一女二男，女儿刘雨辉是大姐，下面两个弟弟分别叫刘考文、刘奎文。

刘梅春虽家丰业大，可人很开明。辛亥革命后，他带头剪掉了长辫子，一把掷在地上说：旧的去了，新的来了。

过去讲男尊女卑，女孩一般在家专事女红。但开明的刘梅春不仅不给女儿缠足，还把她送进了学堂。刘梅春乐于为乡里做事，为推动乡村教育，他把自己闲置的空院子捐出来，重建振华学堂，赢得了乡里的赞许。

刘梅春为大儿起名考文，次子起名奎文，可见他对文化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望子成龙。

可刘梅春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三个孩子，竟然陆续都成了共产党员。后来，刘考文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整整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活；刘奎文被敌人通缉，投奔了在东北的姐姐刘雨辉，后牺牲在白雪皑皑的东北抗日战场上。

有些人认为，1926年年关，刘雨辉和延伯真是以夫妻身份回乡的，甚至延伯真的女儿也这样认定。但从诸多史料可以看出，刘雨辉和延伯真当时应该未婚。

其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小插曲。

刘雨辉1924年曾在济南的一所女子养蚕讲习所学习，期满后又南下考入了江南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季，学成归来的刘雨辉，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聘为教员。刘雨辉是个敢想敢干的女子，也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她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参加一些进步活动，结识了王辩、侯玉兰、于佩贞等一些女共产党员，于佩贞在这一年的年底，介绍刘雨辉加入了共产党。

之前，刘雨辉和延伯真并不相识。1925年下半年，省委指示在青岛的延伯真回济南工作。有一次，省里组织在济南的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刘雨辉到的时候，不大的房子里已经坐满了人，有李耘生、刘子久、延伯真等。由于刘雨辉刚入党不久，与大家不熟悉，于佩贞就一一介绍。发现这里竟有三位同乡，其中刘子久还是同村的，刘雨辉非常高兴，很快与他们热络起来。大家闲聊时，坐在一角的延伯真很少讲话，只是默默注视着刘雨辉。旁边的于佩贞看在眼里，不禁抿嘴一笑。这以后，于佩贞给延伯真和刘雨辉当起了红娘。但刘雨辉得知延伯真丧妻且膝下有两个孩子后，婉言拒绝了。

在这次会上，刘雨辉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张葆臣。张葆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寻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与他有关。

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宣言》装进行囊，带回了刘集。从这以后，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和刘集乃至整个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刘雨辉提着行李走进家门的时候，她染上了大烟瘾的父亲刘梅春刚刚抽完烟土，正卧在床上享受着片刻愉悦。

听到推门声，刘梅春一下子坐起来，见是刘雨辉，脸一下子就拉长了，大声训斥道：你还知道回来呀？我供你们进学堂读书，是为了光耀刘家门楣的！可你和你二弟都成了什么共产党，你三弟眼看又要趟这浑水……你是老大啊，给他们带了个什么头？考文、奎文为了你，都辍学在家……你对得起弟弟，对得起你爹吗？如今我刘家日渐败落，再这样下去，连锅都要揭不开了！

刘雨辉也是烈性女子，她放下行李，就向父亲开了炮：家道还不是让你抽鸦片败光的？你看你，把自己抽得面黄肌瘦，就剩下一张皮了！

刘梅春被女儿的话噎得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要是不退党，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

刘雨辉毫不示弱：那好，我现在就走！说着拿起了行李。

一边的刘考文见状，赶忙劝说：大过年的，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说着给刘雨辉示了个眼色，刘雨辉只得把行李又放下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刘考文陪着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刘良才很高兴，急忙让座。姜玉兰一把拉住刘雨辉的手，眉毛都笑弯了：你可真俊呀，到底是在大地方待过的！说着端来一盘瓜子：来，尝一尝，我刚下锅炒的。说完，披上一件上衣走出房门，到院子外面放哨去了。

刘雨辉跟刘良才谈起了当前的形势，然后她从衣袖里拿出了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听济南的张葆臣说，党的很多领导同志都读了很多遍，越读思想越成熟，越读就越有革命信仰。

刘良才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双手郑重地接了过来：刘子久曾经给我说起过《共产党宣言》，我还让他替我找一本呢，可他说我大概看不懂，我也就没再提这事。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笑道：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这把大胡子，长得可真有样子。

刘雨辉也笑了：他叫马格思，外国人，听说也是位革命家。

刘考文疑惑地问：咱是庄稼人，能看懂这种书？况且又是外国人写的。

刘良才说：你可别说，既然这书这么要紧，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也得弄懂它。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不都是边干边学吗？咱们的木匠手艺，不也是慢慢学会的吗？

刘雨辉笑道：是这么个理，没有谁生下来就会。再说，这本书很神奇，就算只能看懂里面的几句或者几段话，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1926年正月十五，刘良才酝酿已久的广饶县农民大会成立，这是刘良才的高明之举。在年前的党支部会上，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自己。农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可实际上是咱们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组织更多活动。

这天一大早，刘良才家的场院里就站满了农民弟兄。刘良才特地把家里的两扇门板摘下来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方还拉了个条幅，上书“广饶县农会成立大会”。刘子久和延伯真也特地赶来参加。刘雨辉没能出席。她因为与父亲不时口角，负气提前离开刘集，回了济南。

延伯真作为省地委负责人讲了话。他的话像把大扇子，把农民心中燃起的火苗扇得旺旺的。刘良才见大家反应热烈，就举起拳头带大家喊起了口号，刘子久接着教唱了《国际歌》。

农民兄弟基本没唱过歌，有的人梗着脖子在叫，有的像和尚念经一样在哼哼，大部分人是扯着嗓门吼出来的，可他们也吼出了心中的感受。唱到痛快处，有人不禁随着节奏顿起了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