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学”本名王兆通，曾到过“红工总部”宣传组向我们讲述他的遭遇。他想加入“红工总部”，可他不是林业局的职工，我们无能为力。

他孤身一人居无定所，靠捡破烂卖钱糊口度日。他说虽然失去很多，也要坚持下去，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和清白，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才三十三岁，今后的路还长。

他大学毕业分到县里运输社当职员。单位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领导有意日后培养提拔他。他非但不理解感激领导的苦心，反而三天两头给单位长期形成的企业管理制度提建议，而且不分场合，有时让领导下不来台。

为了打掉他知识分子的骄气，及时挽救他，领导让他下去当工人接受锻练。他恶习不改，专门汇集整理工人们对企业管理提出的意见，递交领导。领导不得不在职工大会上批评他搞非组织活动，串通煽动群众，破坏生产工作秩序的严重错误。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很不服气，当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有理有据，领导一时无言以对，台下噪声一片。为了维持会场秩序，领导只好让保卫干事把他驱赶出去。

领导气糊涂了，讲话难免欠斟酌。说算他王兆通幸运，遇到了宽容厚道的好领导。要不然，早就发给他一顶you派帽子了，哪里还有容他说话的机会？领导还说，“给你民主，给你自由，不是让你乱说话，更不是让你批评领导提意见找麻烦。你们也不想想，如果那样，还给你们民主和自由干什么？当领导的哪能那么没有政治头脑？”

会后有人把领导的话传给“王大学”，他一时压不住火，跑到领导办公室理论起来，激情之下还摔了领导的茶杯。有政治头脑的领导早有准备，一个电话，公安局来人给王兆通戴上手铐，拖上警车，收容他半个月。

他出来后还要找领导说说。领导套间办公室的外屋坐了两个保卫干事守门，告诉他，已经被单位除名。再敢来闹，就不是收容的问题了。

从此，王大学走上了漫漫上访路。多次上访，多次被收容，直到“en革”。几年步履维艰的上访，当年仕途有望的青年才俊，变成了衣食无着的带帽坏分子。

临走，我们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他一点不客气地提出要求，多找出些废纸给他，卖点钱，解决一两顿吃饭问题。我们帮他弄来一大堆，他高兴得频频道谢。

我帮他背着大捆废纸送出局大院，告诉他过几天再来。他说“下星期天一定来”。

一有空闲，我院里院外划拉过期的大字块儿大字报，到“红工总部”各办公室收集废纸废报刊，我管的两天更换一次的大字报专栏，改为一天换一次，本部文稿不够用，就照抄外地传单。我还求人，把老图书室查封的“四旧”、反动书籍要来两麻袋，一袋足有百十斤，做贼似的分两次扛回来。都加一起，够他换回几天的饭钱。

约定的那天，我推掉所有的事儿，到宣传组专等王大学，直到天黑，他也没来。

为了能活下去，“王大学”反而把自己逼上绝路。我看到他在北二道街刑前游街示众那天，被一条铁丝勒紧嘴巴，像马嗑嚼子那样，可能是怕他临死还要给领导提意见或者呼喊fan革命口号。他脸色青紫，满嘴是血，两眼喷火，晃身摇头，声嘶力竭地狂吼着，却吐不清一个字。

我看了顿觉毛骨悚然，他的样子太吓人。任何人到他这程度这面目，真的就不像是人了。说他是蒙冤的活鬼，我也宁可相信。面对毫无人性的血淋淋的残酷，我奇怪自己竟然没有更多的同情心，只是想，何必让他活受罪，赶快拉走，该枪毙立即枪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