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中国共产党局促陕北一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抗日反蒋”的路线，打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张学良是首推其功的。对此，周恩来多年以后，曾深情地说过如下一段话：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自然，中国共产党改变“抗日反蒋”的路线，还受着其他条件的制约。例如，“两广事件”爆发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高举“反日”的大旗，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这不仅促使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改变，而且还使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南京当局企图利用共产党给南方实力派施加压力，还希望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与国民党合作。这等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针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于八月十五日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标志着由“抗日反蒋”路线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完成。

随着时日的推移，诚如徐帅所云：“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这时的张学良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换言之，是处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的矛盾抉择中。对此，共产党人无从知晓。

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出川，下一步向何方向发展，均在未知数中。诚如张学良事后所记：“**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张学良由叶剑英口中获悉红军困难，他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转交。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受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所部阻拦后，他又出谋划策地说：

“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入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轻动。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了。”

但是，十月末的陇东已经寒气逼人了。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来，缺少御寒的冬衣。张学良闻讯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悄悄地送到红军的手里。

没过几天，蒋介石突然偕宋美龄、端纳飞抵西安，分别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介石当面问张学良：

“汉卿，你知道全国形势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吗？”

“简单地说，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心声。”张学良看了看蒋介石那不悦的表情，迅然变色，很有情绪地说，“我的东北将士已经浮动难控，开始反对你倡导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强烈地要求我率领他们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够了！”蒋介石猝然发怒，但是当他看见全身戎装、绝不屈服的张学良，又有意地缓和下来，“汉卿，先不谈这些，你应当知道红军的处境吧？”

“知道一些！”张学良有意回避早已进抵陕北的中央红军，“据说，流窜到四川的徐向前所部与贺龙所部汇合以后，已经突围出川。”

“严重的是，这两股共军近期就要和陕北的共军汇合了。”蒋介石有意补充说。

“据我所知，陕北红军派出欢迎的部队，是由陈赓、聂荣臻所率领。”

“对！对……”蒋介石倏地伸出右拳，在空中点了两下，分外严厉地，“我们必须迅速出兵，将他们合围在陕甘一带，全部歼灭之！”

“我看不如改为怀柔政策的好。”

“怎么个改法？”蒋介石又习惯地哼了一声，问。

“徐向前和陈赓是你的学生，聂荣臻等人是你当年在黄埔的教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目的呢？”

“谈何容易！”蒋介石欲言又止，不无伤心地摇了摇头，“算了，不去谈这些了。”

“那……”

“我想听听你对新的‘剿共’计划的高见！”

“容我直言，”张学良肃然起身，“我不赞成你的继续‘剿共’的政策，全体东北军将士，也不会赞成继续打内战！”

“你……再说一遍！”蒋介石蓦地站起身来，指向张学良的右手都颤抖了。

“我希望你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毫不退让地说。

“胡闹！”蒋介石气得浑身抖瑟不已，“时下是天赐良机，剿共势在必行！”

“那……请你调中央军来西北围剿红军吧！”张学良继续抗辩，“时下绥远前线的形势日益严重，请求你批准我率部援绥，抗击日寇的侵略。”

“不行！”蒋介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俨然以最高独裁者的身份大发雷霆，“你难道不懂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准问为什么！”

蒋、张的会见就如此不愉快地结束了。蒋介石召见杨虎城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最后，善于掩饰自己的杨虎城忧心忡忡地说：“委员长，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很是值得我们忧虑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来解决。”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惊愕的杨虎城，不容置辩地说，“请通知汉卿，我要亲自向军官团训话！”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讲话。除训练团的全体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参加。讲话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继续“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他继续剿共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威胁。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近；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会后，参加会议者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三十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一次大镇压。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领袖，并先后封闭了十四种进步刊物。

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十月三十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十一月一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极为沮丧。

事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做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做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学良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当即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继续痛陈其词。这时，赵一荻端来一杯香茗，放在桌上，侧目看见信中写道：“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她很是动感情地说：

“容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吧，你总不能为了尽忠于一人，而负于三千万东北父老吧？再说，像阎锡山这样的人怎能为你打回老家去卖力？我看，还是自己早做准备的好。”

张学良望着赵一荻那希冀的眸子，深沉地点了点头。

虽说蒋介石亲自坐镇洛阳，监督对红军的作战，东北军和西北军依然是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下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损失两旅之众。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见危不救，并声称追究责任。张学良处于夹缝之中，上下为难，只有凄然对赵一荻说：

“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我有何脸面再见部下，再见沦为亡国奴的东北三千万父老？！……”

就在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发不久，蒋介石又收到了红军内部分裂，张国焘所部两万余名红军在虎豹口渡河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激战多日，损伤惨重的情报。他急忙偕宋美龄、端纳等人再度飞赴洛阳，筹划“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是日夜，他指着军用地图侃侃而谈：

“共军的西路军进入狭长的河西走廊，必败于马步芳所部手下；陕北所余不足两万共军，地处不毛之地，此乃是消灭**的千载难寻的良机！”

宋美龄可没有这样乐观的见解，她淡淡地一笑，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达令！你拿什么去消灭陕北的红军呢？靠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用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

“我决定动用中央军！”蒋介石冷漠地笑了笑，“我准备把数十万中央军调到陕西的家门口，以实力做后盾，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

“我看并非上策！”沉默不语的端纳说话了，“逼迫剿共，无外乎有两种结果：一是违愿地和**作战，二是和**结盟。如果真的出现第二种局面，这就和委员长的原意相违拗了。”

蒋介石十分感谢端纳这忠诚的进谏。瞬间，他又估量了驻扎在陕甘一带的兵力，三方合计起来约有三十万人枪，一旦结盟动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严肃地问：“端纳先生，依你之见呢？”

“还是和东北军、西北军相安为好。”端纳望着微微摇首的蒋介石，“当然，相安无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央军不能和东北军、西北军同时在陕甘一带驻军。”

“端纳先生的意思……”

“那还用说吗，”宋美龄打断蒋介石的问话，抢先下了结论，“把东北军和西北军从陕甘一带调走！”

“对！对……”蒋介石甚是得意地笑了，“近期，我准备移师西安，和党政军要人会商剿共的大事。一句话，心祸不除，国无宁日。”

“达令，”宋美龄脸上显出倦意，“近来我的身体不适，想回上海体检。不过，我很担心你的处境，希望你的行营……”

“不要安在西安，对吧？”蒋介石颇为感动地说，“谢谢夫人的提醒，我把行营安在临潼的华清池。”

是日夜，宋美龄在端纳的陪同下乘专列驶离洛阳，东赴上海。

与此同时，张学良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这些天来，他长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二十多年以后，他曾在所谓的《忏悔录》中记下了这时的心境：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一）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二）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一）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二）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三）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愤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愤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讥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翌日——十二月四日，张学良为迎驾赶到洛阳，获悉蒋介石调集陆军向西安进发，还命令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仅洛阳机场就驻有轰炸机、战斗机若干飞行大队，颇有兵临城下之危。沿途，张学良苦苦哀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被蒋介石骂为“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当张学良再次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时候，蒋介石竟然又大声训斥张学良无知，像是教训小孩子似的说：“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一路上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没有一点结果。

蒋介石为了实施自己剿灭陕甘一带红军的计划，遂又采取恩威并举的策略，一面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长以上的军官，一面又在训话中严厉地指出：“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共，中央军做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介石训话的真意是：你们再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就要处置你们了！这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日夜，张学良收到了发自武汉的密电，蒋介石已经向有关的部队通报了处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两个方案：一是服从他的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一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顿感形势严峻，遂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对策：

“时至千钧一发之际，你打算怎么办吧？”

杨虎城自然明白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后的下场，但有碍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他不敢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唯有蹙眉不语，静观张学良的表现。

“你怎么不说话？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张学良有些急了，大声地责问。

“不！”杨虎城断然地答道。

“快把你的高明之策拿出来吧！”

杨虎城打量了一下张学良焦急待答的表情，稍作沉吟，严肃地问：

“汉卿，事关重大，我们之间……”

“诚心相待，患难相依！”

“好！请你指天而誓：是否真有抗日的决心？”

张学良真的举起了右手，紧握右拳，信誓旦旦地答说：

“良誓志以对！”

“那我就直言相告了：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待他来西安部署剿共之际，你我可突然举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什么？”张学良实感突兀，“你我突然举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对！唯有如此，方可扭转危局。”

张学良愕然不语。

杨虎城望着长时间沉默自思的张学良，猝然又想起了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惊惧不已地：

“你……不同意？”

张学良依然沉默着。

杨虎城惊恐万分，一时不知所措。

张学良终于从沉思中醒来，他望着杨虎城那诚惶诚恐的表情，低沉地说：

“杨主任，我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

“那你……”

“我有为难之处。”

杨虎城猝然冷笑。

“你笑为何来？”

“我笑你以私忘公！”

“我以私忘公？”

“对！你对亡国的公情，还不如对他的私情深啊！我悔不该对你……”

“不！我们应该赤诚相见。请放心，我绝不向任何人道及杨主任的救国之策。”

二人相对无言，长时间地沉默。

杨虎城终于打破了沉默，不安地问：“怎么办？”

“我想再劝他一次。”

“我看是没有用处的！”杨虎城怅然地叹了口气，“他是个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哪能劝得过来。你和他虽有交情，还换过兰谱，可走的路不同，他是绝不会听你的。”

“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

“我可以断言，凭嘴说服他不打内战，团结起来抗日是不可能的。”杨虎城停顿片刻，不无担忧地说，“万一同他说翻了，叫他看出马脚，很快地离开了西安，事情不就更复杂了吗？”

“时下，还看不出他有提防我们的迹象。他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不会想到我们会有其他的举动。”

“那就试试看吧！”杨虎城勉强地同意了，但他在告别的时候又重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我从现在起，至少要考虑出三步棋去！”

“对！但是，”张学良非常自负地说，“我就不信他真的是铁心肠！”

翌日，张学良驱车赶到华清池蒋介石的下榻处，屏退左右，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愤懑不已地回到住处，告诉杨虎城：“我劝说失败了，他还拍着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你再走一趟。”

杨虎城应命前往华清池。但是他在路上很是“斟酌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辞，总以不引起蒋的不满或怀疑为原则”。他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大谈了一会儿“剿共”必胜的理由以后，又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怕造成僵局，就回西安了。杨虎城一见张学良的面，就坚定不移地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更不能失去人心，为了抗日救国，就是把你我的家底全交代上了，也值得！”

“我完全同意！为了国家，我已经对他当面‘言谏’、‘哭谏’，均不起作用，看起来，你我也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这时，谭海送来两份机要情报：明天——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召开高级将领参加的“剿共”会议。同时，西安各界人士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结队去华清池请愿。张学良阅罢交给杨虎城，十分焦急地自语：“如何避免这场流血事件呢？……”

二十七

十二月九日上午，蒋介石准时在华清池召开了西北“剿共”会议。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以外，其余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万耀煌、陈洞之、蒋作宾、蒋方震、邵元冲、张冲等都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向与会者宣布了他的“剿共”计划：迅速调整嫡系部队三十万人马开入陕西，向红军发起所谓的最后一击。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正当这些高级将领讨论、实施蒋介石的这一“剿共”计划的时候，蒋孝先闯了进来：

“报告！西安市近万名游行队伍向临潼方向赶来，扬言要向委员长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会的将领闻之愕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凶相毕露的蒋介石，只见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近似歇斯底里地叫喊：“这种事还用得着请示吗？时至非常时期，学生游行，格杀勿论！”

蒋孝先离去之后，蒋介石又向他的驻陕特务机关宪兵第二团、省会公安局、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等下达了密令：这次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操纵指使，着查明拿办。

就在蒋介石大肆搜捕、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时候，张学良密派卫队营跟随学生队伍同行，暗中保护群情激愤的各界爱国群众。当游行队伍就要行至十里铺的时候，如坐针毡的张学良突然收到了蒋介石的电话，强行命令他对游行的学生“格杀勿论”。少顷，他又接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的电话报告：十里铺一线布置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公路上架设了机枪，一场大的流血事件就要发生了。张学良放下电话，严肃地思索了一下，转身对赵一荻说：

“请转告杨虎城将军，我赶往十里铺劝阻爱国的学生队伍去了。”

张学良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亲自赶到通向临潼的十里铺。他一听惊天动地的爱国口号声，回荡旷野；他再一看列队公路中央，扣动着扳机的宪兵，急忙把自己乘坐的汽车开到双方对峙的公路中间，他面对群情鼎沸的学生大军，高声地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总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冽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停在十里铺。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

张学良难以平息满腔的激愤，他亲自开车驶往华清池，再一次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怒气冲冲，不停地拍着桌子教训张学良：

“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该与他拼命！”

张学良拭去满面悲愤的泪水，转身离开了蒋介石的下榻处，于庭院中又碰上了负责警卫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他正欲昂首阔步走去，蒋孝先拦住了去路，不冷不热地说：

“张副总司令，请留步，我有几句不当讲的话想对你说。”

“你还是留着给委员长说吧！”张学良“哼”了一声，擦着蒋孝先的身边向前走去。

张学良驱车刚刚回到官邸，副官谭海又迎过来，异常气愤地报告：

“方才，刘多荃师长前来报告，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托人转告您：西北剿共的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一切听委员长的，好好地干！”

“混账！”张学良气得浑身发抖了，“狗仗人势的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这时，杨虎城驱车赶到了，一见面，就劈头直问：“情况怎么样？”

“委员长也太不像话了，公然派兵，要杀害爱国的无辜！”

“近日的情况很不妙，人们对委员长愤恨到了极点，万一我们对部队失去了控制，发生骚乱，那就危险了！”杨虎城望着习惯踱步沉思的张学良，“我们不能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对！”张学良重拍沙发的扶手，果断地说，“言谏、哭谏不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兵谏！”

“好！我完全赞成。说干就干，我们立即商议兵谏的行动方案！”

关于扣蒋的计划、行动时间、任务分配等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玄凤桥金家巷张的官邸商量了两次。有关具体的内容，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做了如下的记载：

在下午二时左右，确定了三件事：（一）决定于十二日上午六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觉察，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扣押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押的命令。（三）如情况无变化，十二日凌晨在临潼扣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当时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扣蒋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扣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即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一）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动。派定大卡车四辆，随时准备载兵往临潼扣蒋。到了傍晚，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地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二）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着所部（包括郑培元、沈玺亭、唐得楹三个团及归孔指挥的一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准备内务检查（因为在行动以前，未明白告诉军官扣蒋的行动）。（三）又研究了一次原定的在西安的军事部署：①特务营宋文梅率兵一连，担任临潼扣蒋的任务，归许权中指挥；②特务营（缺一个连）由该营营附张希钦指挥，担任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蒋系高级军政人员，并担任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当时在西安的除担任陕省府警卫、临潼华清池蒋的警卫的以外，下余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武装的任务；③警备第二旅孔从洲担任占领公安局、飞机场、中正门外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并解除各该处蒋系武装的任务；④教导营担任新城守护和解除别动队及蒋系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官兵武装的任务；⑤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占领省政府，解除驻在省政府宪兵团一连的任务；⑥卫士队白志钧部有两个队，以一个队准备担任住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的中层警戒（当时计划，蒋被扣后，押在新城大楼东房杨的办公室内，警备部队分三层，室内、房屋上边和台阶下边的四周），以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即新城内西边杨的住宅）的守护；⑦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在陕西特务头目如陕西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张坤生、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以及专员张笃伦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扣押，其任务，临时分配；⑧准备以电话下达命令，着冯钦哉派精锐兵力，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击潼关，确实占领该地；⑨准备以电报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十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及十七路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对潼关方面之防御作战，并令警备第三旅以隐秘行动，迅速占领成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之武装，巩固后方；⑩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和城内东南区的保卫工作以及肃清该区内特务的任务，由张的卫队第二营担任；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十七路军派往扣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担任扣押蒋的侍从室人员、解除其武装的任务；驻临潼县城内第一○五师担任占领临潼火车站，监视蒋的专车和解除车站方面蒋介石卫队之任务；西安和临潼的统一行动时间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这时，军事行动、任务分配全确定下来了。

十二月十一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 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扣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以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将这种事先告诉王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扣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这个慎重做法。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扣蒋的命令，并叮嘱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弄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扣押。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扣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计划执行。

事先，是不是通知共产党呢？这事往返商量了好几次。第一次决定当晚通知，准备请毛主席派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决定这件事已到了下午六时左右。杨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叫人问十七路军总部李致远（专门窃收翻译各方密报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无线电报南京方面译得出来否？李说：南京方面偷收红军的无线电报是能办到的。电报是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经过第二次和张商量，觉得等电报到了中共那里，我们把蒋介石已扣起来了，事先不必冒此风险。至于设想的中共准备工作，迟早也不在几个钟头。这样，电报决定不发，当即在张、杨面前，把电稿烧了。

当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对扣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做了如下的估计和安排：

（1）广西李、白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远水不救近火；韩、宋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利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和豫西是可信的。

（）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蒋军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十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无立即集中对我方作战的可能。

（）当时主要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确保潼关，才有时间从陕北及陕甘边界调集我们的兵力。当时估计：前线部队日夜行军，要集中到西潼关路上，平均约五天左右。

（4）使用于迅速袭占潼关的部队，只有驻在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能够担任，此外无其他部队。

（5）商请中国共产党派红军一部进入商雒（今商洛）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十日左右，可以到达商雒一线。这时蒋军在商雒无军队，红军到商雒的行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比蒋军迅速，红军对商雒的地形熟，且有群众基础，当时希望红军担任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

（6）希望红军以一部兵力进出于西兰路甘肃境内，以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征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向陕境进逼。

（7）对驻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之一部，由十七路军警三旅采取迅速行动包围缴械。对于蒋军在汉中之王耀武旅，我军只在宝鸡一带布防，防止其北进，因其兵力不大，对我们威胁较小。

（8）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获得人民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确保潼关及迤南商雒一线。同时，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要巩固西兰路的布防。北面是红军，是可靠的友军；汉中蒋系王耀武部，一时尚无力进犯关中地区。

（9）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

（10）预计蒋一旦被扣，南京政府必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做抵押品，南京方面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韩、宋如果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南京政府也必然不敢孤军深入。这些，对我们集结兵力进行防御是有利的。

（11）这时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造成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武装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召开有各个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当时曾设想在西安召开），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反动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

为了迷惑蒋介石，同时，也为了稳住进驻西安的军政大员，由张学良亲自出面在新城大楼设宴欢迎。十点左右，席终人散，张学良匆忙赶回金家巷公馆布置扣蒋事宜。正如卫队营长孙铭九记述的那样：

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杨虎城将军这一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请看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如下回忆：

十一日晚十时左右，杨和孔从洲、宋文梅对过了表。杨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等候张来。当时，对于事情的发展，把蒋扣起来后，一些事情的估计和安排，都详细商量过。例如：（1）改组南京政府的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4）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城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5）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6）民众训练，由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东北救国会办理，候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后商定。（7）估计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首先是军费停发。准备由中、中、交、农四行之陕西省分行提取现金，作为准备金，由陕西省银行发行纸币（自法币停止兑现后，陕西行存有一批硬币），以济军用。（8）东路交通断绝后，民生日用品的来源将断绝，准备与阎锡山商量，由华北采购，经山西运陕，阎利于税收，不会拒绝。（9）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他来西安（当晚十一时由西安派车，十二日中午一定能来西安），由于想到数小时后即下令给冯让他袭占潼关，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非冯亲自指挥不行，遂又作罢。

将到夜十二时了，张学良还没有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扣起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蒋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九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蒋事先逃跑？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杨说：有三条路要做准备：（1）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扣起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扣起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扣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扣起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杨又说：张汉卿突然举起抗日大旗，是很难见信于国人的。蒋被扣起来后，要立即作援绥行动，带上蒋介石一道援绥何尝不好。我们离帝国主义远，谁也给我们戴不上勾结帝国主义的帽子，顶多只能造谣说我们勾结苏联，真能勾结上苏联也是好事。杨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做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同时，他看看地图，问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分析了他们对蒋的真实态度，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那时我们的士气是高涨的，对方的士气是低落的。又说：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三个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雒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问了东北军高射炮队的情形，叫早把位置安排妥当。又叫把十七路军的自造高射机枪（把重机枪架在三角架上，可以转动仰射）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在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扣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十二时，一起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张到新城后，命令去临潼扣蒋部队立即出发，杨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秘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十二日上午六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弹。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天蒙蒙亮了，市区的枪声渐渐地平息了，杨虎城面前的电话铃声响了，接到特务营营长的报告：“将住在那里的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铁甲车司令蒋锄欧以及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军政人员，连同他们中一些人的家属，全部拘留起来。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企图越墙逃走，被士兵开枪打伤，送至医院不治身死。孔从洲指挥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指挥的教导营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二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的武装；占领了机场，扣留所有作战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拘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等人。午前八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天大亮了，通往临潼华清池的专线电话依然没有传来扣住蒋介石的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时地看看手表，看看窗外的雪景晨色，谁也不说一句话。室内的气氛格外紧张，大有一触即爆的程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张学良一把拿起桌上的电话机，焦急地问：

“喂！我是张学良，你是谁？”

“报告司令，我是刘多荃。”

“抓住委员长没有？”

“没有！”

“什么？他跑了？！”

“估计没有跑远，他的被窝还是热的。他的帽子、皮包、假牙也都放在桌子上！”

“这我不管！放掉了委员长，我就枪毙你。”张学良啪的一声挂死了电话，看着焦急不安的杨虎城，“他能从华清池跑得出去吗？”

“放心！没有人接应，他是一定逃不出去的。”杨虎城故作镇定地说。

“那，他还能藏在什么地方呢？……”（未完待续）